不论是中国首富，还是地方首富，他们的沉浮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激荡本色。

站在六十年一轮回农历己亥年的时间节点上，李河君仍在织梦。

1月26日，这位汉能创始人一如过往。他站在巨大的屏幕前，向外界抛出一个既玄奥又写实的全新概念——“天地同力，万物发电”。

李河君早已习惯并享受这样的场合。

在台上，这位广受质疑的光伏大佬总是西装革履，充满自信，经年累月地粉饰着汉能的未来。

几乎在同期，另一位光伏大佬靳保芳所期盼的回A之路取得新的进展。

自去年7月17日宣布从美国纳斯达克退市后，晶澳太阳能很快找到借壳对象，在光伏中概股回A大潮中，屹立潮头。

李河君饰梦十天后，施正荣公开拜年。自六年前被赶下尚德董事长宝座后，他曾暴瘦15斤，之后独居澳洲数月，过上“买菜、做饭、洗衣服”的常人生活。

此次以上迈新能源董事长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这位自称是技术型企业家的“光伏教父”或许正在努力重拾旧日辉煌。

与施正荣齐名的另一位光伏元老苗连生已逃离大众视野两年多。

2016年7月退休后，这位曾用0.69元低价搅动整个光伏行业的“价格杀手”隐退在英利总部厂区深处的一栋小楼里，开启退休生活。

比苗连生年轻九岁的彭小峰则年关难过。

去年8月，他因大量债务未清偿而被批捕，只能远遁美国。2012年淡出一手创办的赛维LDK后，他的事业再难有起色。

他曾在微博上自励：“有时候离开，并不意味着结束。”但对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落魄富豪而言，这一次离开，或许真的意味着结束。

最风光者当属朱共山。凭借精准的行业判断，娴熟的资本运作，这位“民营电王”坐拥三家上市公司，在不久的将来，即将迎来第四家。

但在当前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协鑫系”因负债高企仍如履薄冰。

这六位光伏大佬有着一个共同的头衔——首富。

不论是中国首富，还是地方首富，他们的沉浮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激荡本色。六位首富本无交集，却因光伏聚首，并由此上演一出出精彩故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草根往事

在这六位首富中，除了施正荣系科班出身，师从“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其他五位的学历背景并不光鲜。

但底层的摸爬滚打，淬炼出他们钢铁般的意志力。

新中国成立三年后，靳保芳出生在河北宁晋县一个农民家庭。现年67岁的邢台首富是其中最年长、最低调的富豪。他所执掌的晶龙集团，也最为稳健。

这或许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由于家贫，在年仅18岁时，靳保芳曾在当地一家服务公司工作，当过服务员、厨师。凡是他人不愿干的活，他都愿意干。

“我曾经一天蒸过2250个馒头，当时没有机器全凭两只手，也曾烙过450斤面的大饼。”靳保芳说。

当靳保芳在家乡蒸馒头烙饼时，抗美援越已接近尾声。年轻四岁的苗连生曾到过越南前线。他13岁参军，有长达十几年的军旅生涯。

1979年，当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已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两年后，这位曾立志当将军的老兵从部队转业。

此时，从中国南方掀起的改革开放大潮蔓延至全国。

从1978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股浪潮造就王石、柳传志、鲁冠球等人。他们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镌刻上自己名字，“84派”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企业家。

在河北保定市，当地曾经的文化和商业中心裕华路开始变得繁华起来，各种私营商店纷纷入驻。

这一幕让这位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不再迷茫。他杀入商海，从此如鱼得水。

六年后的1987年1月15日，裕华路深夜的灯光，照亮了一家挂着“英利化妆品经销部”的商店。

苗连生从部队转业的这一年，23岁的朱共山从南京电力专科学校(现南京工程学院)毕业，他主修的是电气自动化。

毕业后，和当时大多数大学生一样，朱共山进入体制内工作。待到下海经商前，他已是江苏盐城轻工局自动化成套设备厂厂长。

施正荣比朱共山晚两年毕业。从长春理工大学(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光学仪器专业毕业后，他并未急于投入职场，而是选择继续深造。

他出生于1963年，家乡位于江苏扬中一个名叫“太平”的小村庄，但由于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太平村变得并不太平。

这年2月10日，一位陈姓农妇生了一对双胞胎。同时，邻舍施家因生了个死胎，全家笼罩在一片愁云之中。

由于陈家已有一儿一女，无力再抚养两个小孩，于是决定将双胞胎中的弟弟，过继给施家，取名施正荣。

这样的境遇让他从小要强，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也成为光伏行业内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代表。

施正荣于1986年考取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并在两年后留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师从马丁·格林。

当施正荣在南半球开始努力钻研薄膜太阳能发电技术时，日后一手缔造薄膜帝国的李河君刚从北京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

据他本人所述，他毕业后从大学老师手中借了5万元，通过在中关村卖电子产品、玩具等，很快和合作伙伴积累了数千万元的资本。

朱共山决定下海的那年，年仅15岁的彭小峰中考考取全县第一名，原本有望进入当地重点高中继续深造。但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选读中专，进入江西外贸职业学院学习。

不过，命运很快为彭小峰打开另一扇窗。在校期间，他学习刻苦，掌握了流利的英语，同时自学日语和德语。

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首富们的命运即将因时代的巨变悄然发生转变。

命运转折点

1992年，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中国国运的标志性事件——邓小平南巡。

尽管改革开放已进行十年有余，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旧经济体制下不同利益的冲突日益加剧，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实践面临困境，理论上也遭遇诸多难题。

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南巡时的系列讲话，彻底明确了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但新旧利益格局的碰撞仍在继续，靳保芳对此或许深有体会。

由于成功将当地一家濒临破产的农机公司改造成全国农机系统的一面旗帜，这位低调务实的实干家于1992年被调任宁晋县电力局，担任党委书记、局长。

上任后，靳保芳发现，宁晋县电力局是个烫手山芋。

但他依然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系列改革。例如，为改变冗员问题，他掐断人情网，采取人员调整、下岗分流等措施。

激进改革让他得罪了不少人，并很快遭受报复。

199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颗土炸弹轰出一声巨响，把这位电力局局长家的大门炸了个大窟窿，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但这个炸弹并没有吓倒靳保芳。三年后，他借鉴海尔经验，推行末位淘汰制，每年对中层干部进行考评。

此时，东南沿海正在发生巨变。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在1990年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开始步入贸易顺差的快车道。

海关数据显示，1990年，中国货物出口额(以人民币计)2985.8亿元，进口额2574.3亿元，差额为411.5亿元。

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源源不断输出的各类外贸产品，使中国成就“世界工厂”之名，并让一大批早期掘金者挣得盘满钵满。

彭小峰是其中的佼佼者。

1993年，年仅18岁的他从江西外贸职业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吉安市外贸局工作。

但对于一位从小尝尽贫穷滋味的寒门子弟来说，这份工作很难让他满意。

彭小峰很快敏锐地找到发财机会。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外汇制度改革，人民币进入升职通道。在上班闲时，他靠着炒外汇，赚取第一桶金。

三年后，他下海创业，很快在外贸市场打下一片天地。

外汇制度改革改变了彭小峰的命运，新税制的实施则让李河君开启第一个“传奇”——水电。

中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电力需求猛增，但电力供应短缺。为解决缺电难题，小水电投资迎来黄金期。

当时，中国实行“以电养电”政策，即小水电企业生产的利润不交所得税，直接用于滚动发展，所发电不仅能够全额上网，还可获得较高电价。

此外，国家对于小水电还实行低增值税政策。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国实行新税制，增值税率为17%，但允许县以下小水电生产单位增值税减按6%计征。

这一年，经朋友介绍，李河君回到家乡，以1000万元投资东江上一座1.5兆瓦小水电站。

此后数年，他又陆续在浙江、广东、宁夏、云南、广西等地收购小水电站，水电装机量也从几万千瓦，迅速扩充到几十万千瓦。

李河君在水电行业高歌猛进时，朱共山则在热电领域长袖善舞。

从体制内下海后，32岁的朱共山很快在上海创办协鑫集团的前身——上海协成电器成套厂，开始泛舟商海。

他也很快注意到电力短缺问题。六年后，他和香港新海康航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新海康航业”)成立合资公司，正式杀入热电领域。

新海康航业是保利(香港)投资有限公司(0119.HK)前身，系央企保利集团下属子公司，朱共山成功傍身保利。

1996年11月18日，合资公司第一家电厂奠基。此后十年，他疯狂布局20多个电厂，“民营电王”由此养成。

此时，远在澳洲的施正荣并不知道，这些日后在光伏领域的竞争对手，正努力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谋求自己的天地。

1991年，他以优异成绩拿下博士学位，“施博士”从此成为他的身份标签。

毕业后，施博士留任新南威尔士大学太阳能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1993年，他还成功入籍澳大利亚。

这一年，年长施正荣七岁的苗连生在保定的化妆品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已经积累足够的原始资本。

施、苗二人都将成为中国光伏行业的标杆。但他们犹如硬币的正反面：一位崇尚国际化，一位坚守本土化。

由他们所创办的尚德和英利，很快将引领中国的光伏行业大步向前。

掘金光伏

苗连生或许是最早涉足太阳能发电行业的首富。

这位每天必看央视《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头版的光伏大佬总能从海量信息中嗅到商机。

1993年，他开始涉足太阳能领域。但彼时，“太阳能”是热水器的代名词，他的举动遭到周围人的不解。

五年后，苗连生正式成立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并在次年承担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及应用系统示范项目。这是中国首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多晶硅太阳能产品示范生产线。

另一位较早涉足光伏行业的是靳保芳。

由于在任上曾主导投巨资购买电力指标，为消纳电力，1996年，靳保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太阳能光伏。

当时河北工业大学有个用“中子嬗变掺杂直拉硅”技术生产单晶硅的项目，产品可用于二极管、集成电路和太阳能发电。

靳保芳说动开发这项技术的负责人任丙彦，他时任河北工业大学半导体材料研究所副所长。利用任丙彦的技术，宁晋县电力局办起晶隆半导体厂。

一年后，电力局拿出晶隆半导体厂一半资产，与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硅片供应商——日本松宫半导体技术株式会社，合资建起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2002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原国家电力公司在这场改革中被拆分为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公司和四大辅业集团。

改革余波也影响到宁晋县电力局。次年，电力局实施主辅分离，晶隆厂被改组为河北晶龙实业集团。

不久后，靳保芳卸任电力局。这位自称“从来不瞎折腾”的企业家，从此开始在光伏领域折腾起来。

另一位折腾进中国光伏圈的企业家来自海外。

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太阳能研究中心工作九年后，施正荣开始对未来感到迷茫，他决定回国创业，以挣脱平静生活的枷锁。

2000年，一位拎着小挎包和一台笔记本电脑的37岁中年人带着技术和4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在中国内地转了七八个城市。

每到一个城市，他都会声称：“给我800万美元，我给你做一个世界第一大企业。”

这位常年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海归博士或许不太了解，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内敛性格面前，这样的豪言常被嗤之为“说大话”。

在长达一年的游说后，最终为豪言“买单”的是江苏省无锡市。

在当地政府主导下，由无锡小天鹅集团、山禾制药、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共同融资600万美元，作为大股东。

而施正荣则以4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160万美元的技术参股，共占25%股份，日后轰动全球光伏产业的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这年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多数产业从此面临全新的竞争格局。外资纷纷涌入，“狼来了”的哀嚎声甚嚣尘上。

此间，朱共山正醉心于建起一座座热电厂;李河君起诉发改委，最终拿下总装机量为300万千瓦的金安桥水电站;彭小峰抓住反光背心商机，将苏州柳新实业打造成亚洲最大安全防护用品制造企业。

他们在不同领域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最终在光伏聚首。

不久后，一场新的产业变革到来。这场变革从德国点燃，最终在全球引爆。

基本盛宴

2000年，当施正荣决定回国创业时，《京都议定书》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热潮。

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条约。

这一条约在包括欧盟及其成员国等在内的183个国家获得通过。2000年颁布《可再生能源法》的德国，即是其中的先行者。

2004年是全球光伏产业全面爆发元年。

这年，德国重新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根据不同的太阳能发电形式，政府给予为期20年、每千万时0.45-0.62欧元补贴，德国私人太阳能投资得以迅猛发展。

德国之后，西班牙等光照条件好的国家相继颁布鼓励政策，欧洲光伏市场因此被点燃。受此影响，中国光伏制造业开始登上舞台。

市场爆发时，最先受益的往往是那些有准备的先入者。

在欧洲市场的刺激下，尚德在经历短暂震荡后，迅速崛起。仅2004年，尚德的产值翻了十倍，利润接近2000万美元。

次年，尚德在无锡市委书记的帮助下完成私有化，原先占尚德股份75%的国有股获益十几倍后，相继退出。

这年底，在资本的追捧下，尚德共募集8000万美元，成为2005年的私募之最。

12月，尚德电力成为中国大陆首家登陆纽交所的民营企业，施正荣也以23亿美元的身家，荣登中国新首富。

当德国修订《可再生能源法》的消息传来，远在保定的苗连生立即作出大胆抉择，投资4亿元启动二期工程。

2006年，二期工程建成投产，英利由此形成铸锭、硅片、电池、组件100兆瓦产能。

次年，在经历过一番股权风波后，英利绿色能源也登陆美国纽交所。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中，51岁的苗连生因英利的上市，跃居河北首富。

另一位河北人靳保芳也预感到风口即将来临。

2005年，他力邀中电光伏创始人之一的杨怀进加入。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拓荒者亦是尚德的创始人之一，他比施正荣更早回国试水创业。

在杨怀进的力促下，晶龙集团与澳大利亚光电科技工程公司、澳大利亚太阳能发展有限公司三方合资，成立晶澳太阳能。

在英利上市时的五个月前，晶澳太阳能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河北第一家在美上市的公司，靳保芳也因此成为邢台首富。

晶澳成立的这年，已经在热电领域成长为中国第一人的朱共山偶然接下一个被原股东方抛弃的多晶硅项目，从此进军光伏产业的上游原料领域。

2006年，江苏中能硅业成立，朱共山为实际控制人。当年6月，该公司第一条产能为1500吨多晶硅生产线开工，并于次年9月正式投产。

2006年被认为是协鑫集团新的战略调整年。

从这一年开始，“民营电王”开始一步步向“世界硅王”迈进。

三年之后，当保利协鑫以263.5亿港元收购江苏中能100%股权时，朱共山家族因此跻身当年的胡润能源富豪榜首富。

同样是在2005年，在外贸领域长袖善舞的彭小峰开启二次创业。

在长期从事外贸行业的过程中，这位典型的投机商从欧洲了解到光伏行业，决定携带全部身家杀入。

由于柳新实业在江西新余市有工业园，彭小峰因此与时任市委书记汪德和相识，后者开出一系列政策优惠条件，赛维LDK由此成立。

当江苏中能成立时，赛维LDK的100兆瓦硅片产能投产，由此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硅片生产商。

在新余市区大街上，突然出现的外国面孔，让这座小城的居民恍如隔世。

2007年6月，这家曾经新余最大的民企成功在纽交所上市，成为当时中国公司在美国单一发行量最大的IPO，彭小峰也由此跻身中国新能源首富。

从2005年开始，由尚德电力发起的资本盛宴不断被推向高潮，成就无数财富神话。

短短两年间，除了尚德、英利、晶澳，还有浙江昱辉，江苏阿特斯，常州天合光能，江苏林洋等中国光伏公司陆续登陆海外资本市场。

此时，李河君带着上万人正在2500米海拔的云贵高原上，一锹土一锹土地挖建金安桥水电站，直到2012年。

当施正荣、苗连生等首富在光伏行业内搅弄风云时，李河君甚至当着他们的面，嘲笑这些已经登上资本舞台的晶硅光伏公司。

但很快，嘲笑转变为羡慕。

2006年，李河君开始考察光伏产业，并最终决定转向投资薄膜光伏。不过，在光伏行业，汉能历来不屑与其他晶硅光伏公司为伍。

相比而言，注入了李河君基因的汉能，更加“2C”化。为了推广汉能的薄膜产品，汉能经常不惜斥巨资造势，却意外将“光伏”这个名词，送入千家万户。

当多年后施正荣、苗连生、彭小峰陷入困境时，李河君后来居上。因汉能成功借壳上市，他的身价倍增，曾连续两年成为中国大陆首富。

但和其他首富一样，等待他的也将是重重危机。

最后的疯狂

从华尔街募集大量资金后，中国光伏公司开足马力，大肆扩张，陷入最后的疯狂。

当苗连生、靳保芳、彭小峰、朱共山享受资本盛宴时，美国华尔街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在酝酿。

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率先重创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欧美光伏市场亦很快受到波及。

对中国光伏公司最大的打击来自于欧盟市场。

受金融危机影响，欧盟不得不降低政策扶持力度，光伏市场快速萎缩。当年，在排名前列光伏巨头的市场版图中，欧盟市场普遍占据60%以上份额。

在这之前，从华尔街募集大量资金后，中国光伏公司开足马力，大肆扩张，陷入最后的疯狂。

除了李河君，多晶硅价格的暴涨让其他六位首富均将赌注压上。

但扩张后遗症很快凸显，暴风雨将至。

盛宴余温

时间回到2007年。

仅这一年，晶澳太阳能、英利绿色能源、赛维LDK相继上市，将中国光伏产业的辉煌推向巅峰。

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太阳能电池片产量为3436兆瓦，同比增长56%。其中，日系厂商的市场份额下降至26%，中国厂商的市场份额提升至35%。

彼时，中国光伏公司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香饽饽，苗连生在华尔街敲钟时的举动足以佐证。

这位光伏大佬仅仅因为“不习惯”，成为纽交所成立170年来唯一一位在启动仪式上穿西装却不打领带的企业家。

在英利登陆纽交所一年前，施正荣被纽交所聘为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成为30位顾问中唯一来自中国内地的顾问。

但澎湃的浪潮底下同样暗流涌动。

当年，中国光伏产业仍然面临“两头在外”的局面。所谓“两头”，指的是上游原材料和终端应用市场。

在中国光伏公司的助推下，被外资巨头垄断的多晶硅原材料价格疯狂飙涨。

2007年初，多晶硅价格黑市价格每公斤高达300美元;到这年底，价格被炒到每公斤400美元。

但在危机真正来临前，资本盛宴的余温仍然炽热。

上市后，手握大把资金的光伏巨头们开始疯狂扩张，它们的目标正是上游原材料多晶硅料。

上市3个月后，苗连生将采购部的11个手下召集到一间会议室内，宣布组建“筹粮处”，布局上游硅料产业。

这项隐秘战略被捂得严实，筹粮处是当年英利最大的秘密。

时隔两年后，当甘肃敦煌一个10兆瓦的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招标时，英利与国投报出0.69元/千瓦时的超低价，远低于当年行业内2-3元/千瓦时的平均发电成本。

这个报价惹怒同行，苗连生由此有了“价格杀手”的称号。

此时，外界方知，这位“杀手”低调筹粮两年后，一家名叫六九硅业的子公司给了他足够底气。

“即便在这个价格下，英利仍有盈利空间。”苗连生事后说。

施正荣则“双管齐下”，以应对高企的原料成本。

这位海归博士一边打造另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私人帝国”，另一边则与外资巨头签订长单锁定价格。

早在2006年，尚德与美国多晶硅巨头MEMC签订50-60亿美元多晶硅合同，合同期为十年。

一年后，尚德再次签下大单，与另一美国巨头Hoku签订6.87亿美元的供货合同。

当尚德与MEMC斥巨资签订长单时，一家名叫亚洲硅业的公司在青海低调布局多晶硅，该公司的幕后大佬正是施正荣。

亚洲硅业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污点。

在成立不到一个月，这家新公司便获得来自尚德的一份大单——一张长达16年的15亿美元无条件支付合约。

但事实上，直到2008年12月31日，亚洲硅业的第一炉多晶硅才正式出炉。

此外，尚德还向这家公司提供无息贷款。

在施正荣的主导下，尚德不断向亚洲硅业输血。经过一系列左手倒右手的资本运作，当尚德崩塌，这位光伏教父带着亿万身家“黯然”离场。

从美国市场募集4.69亿美元资金后，年仅32岁的彭小峰头顶的明星光环从未如此耀眼。

新首富踌躇满志，决定在江西新余一个叫马洪村的地方砸下120亿元，建设一条万吨级硅料生产线。

一个世界级公司等待横空出世。

这笔巨资让这座地处赣中偏西的小城躁动起来。在撤县建市59年的历史上，新余市从未像此时，在海内外拥有如此大的知名度。

相比之下，同样是豪赌多晶硅，朱共山的步子迈得更快。在赛维上市前，江苏中能第一条产能为1500吨的多晶硅生产线开工建设。

当彭小峰筹划马洪项目时，江苏中能位于徐州的工厂早已生产出第一批多晶硅。

每公斤高达300多美元的售价，让这家新崛起的“中国硅王”赚得盆满钵满。

从纳斯达克上市后，靳保芳掌舵的晶澳相对沉寂。这位最年长的首富此时或许从同行的疯狂中嗅到危机。

在别人疯狂时按兵不动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此时，李河君的大部分精力仍在金安桥水电站。

尽管已下定决心杀入这个朝阳产业，但选择晶硅路线还是薄膜路线，在汉能内部仍有争议。

不久后，当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降临晶硅光伏时，这位薄膜之王将会庆幸当初做出明智的选择。

暴风雨来临

暴风雨始于美国。

当中国光伏巨头涌入华尔街时，一场即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次贷市场发酵。

在南方考察时，靳保芳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光伏产业发展过热，市场风险加剧，行业洗牌随时可能来临。

他的判断依据来自于亲眼所见。

在某些东部沿海地区，当地的服装私企纷纷进入光伏行业。一些家庭作坊甚至买上两三台切割机，再买几根硅棒，切成片便能赚钱。

2008年8月，刚回大本营宁晋县，靳保芳立刻决定甩货，将所有原材料和产品处理，不留库存。

这个决策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仅仅一个月后，邢台首富的决定被证实是正确的。光伏市场从9月开始下行，短短两个月内，单晶硅片从每片50元一路跌到30元。

这次操作让晶龙净赚1亿元。

在2008年达到顶峰后，多晶硅价格又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大跌。仅仅一年内，硅料价格从每公斤400美元，跌至每公斤40美元，跌去90%。

按照彭小峰原本计划，硅料投产一年后，投资即可收回成本，但该计划随着硅料价格暴跌成为泡影。

不过，这位江西首富当时或许仍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继续扩张。如果此时他急踩刹车，赛维或许不至于滑落深渊无法自拔。

在马洪硅料项目后，2011年11月，赛维又宣布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兴建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高纯硅料生产基地，建成后年生产规模达6万吨，一期项目计划2013年下旬建成投产。

金融危机对英利同样造成巨大冲击。英利绿色能源的股价从最高时的41美元，跌破发行价10.08美元，后又跌至2.37美元。

这个价格被英利的高管戏称为从“地板价”到“地窖价”再到“地狱价”的过程，随便有人拿两三亿美元就可将英利收入囊中。

尽管已预见冬天来临，但现实的严峻超出想象。

此时，苗连生想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的策略，于是写了一副对联：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

此后，这位光伏圈内著名的战略家向全公司宣布应对金融危机“三大战役”：针对海外销售的阻击战，针对资本融资的进攻战，进一步确保市场占有率的攻坚战。

为了鼓舞士气，2008年11月6日，苗连生亲自带高管去井冈山誓师，之后开始第一个阻击战。

阻击战的第一步是降价。

井冈山誓师后，英利随即宣布将电池组件从4.1美元/瓦降至2.98美元/瓦，由此点燃中国太阳能光伏企业在欧洲市场价格战导火索。

价格战让同行愤怒，进而担心光伏会变成第二个彩电业。

在多个场合，施正荣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本事就是降价，中国企业自相残杀。”矛头直指苗连生。

尚德的处境也不容乐观。

通过与MEMC、Hoku等多晶硅厂商签订长单协议，尚德将硅料价格锁定在每公斤100美元以下。在金融危机发生前，这个决定折射出施正荣的远见。

但当多晶硅价格暴跌，这些长单成为尚德的催命符。仅2008年，尚德库存的多晶硅高达2.32亿美元，由此累及业绩大大滑坡。

尽管施正荣承认自己购买多晶硅的价格“可能不恰当”，但始终不肯承认战略失误。

抛售硅片后，靳保芳反而在危机中看到机会。

每次做决定前，他都会选择花时间实地调研，没有跟随冒进。

但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位低调富豪反而决定“冒进”。2008年10月，靳保芳果断拍板，要求加快晶龙邢台园区、宁晋园区的建设进度。

他的理由是，钢材价格大幅下滑，建材、用工等成本也相对下降，将为晶澳节省下一笔不菲的成本。

事实证明，靳保芳再次赌对。

经过核算，当年下半年，针对两个项目的招标与上半年相比，成本下降25%，1亿元的投资预算，节省出2500万元。

唯一一位在金融危机期间大肆扩张多晶硅而未陷入危机的首富是朱共山。

2018年12月，江苏中能三期投产，产能达到1.8万吨，供货量占全国一半。

在多晶硅价格暴跌前夜，那些驰骋在徐州市协鑫大道上的大货车，为朱共山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前期投资或许早已回收。

这位“世界硅王”的另一项应对之策是，决定用多晶硅供不应求的机会，与下游客户签订利润相对要少得多的八年长期战略供应合同。

当寒冬来临，协鑫有了足够厚的棉衣御冬。

无需御冬的或许是李河君。当晶硅光伏公司集体陷入困局时，这位民营水电大王正在筹划金安桥水电站的发电仪式。

这座水电站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境内，是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水电开发方案中的第五级电站，也是该梯级开发中第一个启动的项目。

2011年3月27日，在金沙江岸边的盘山路上，数十辆大巴车首尾相接，慢慢驶向金安桥水电站。

从这天开始，这座总装机达240万千瓦的民营大型水电站将正式发电。

此后，这台横跨在金沙江上的印钞机成为汉能在薄膜领域大肆扩张的最好背书。

每至岁末年初，李河君都会汉能大会上提及两个“传奇”。

一个是从2002年开始，花了八年时间建成金安桥水电站;另一个是从2009年开始，布局薄膜太阳能行业。

第一个传奇已然实现，但第二个“传奇”饱受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