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杆活跃在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近四十年的老枪，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当前，中国正驶上通向平价上网时代的大道。上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18〕823号)，宣布了这场征程正式开始。
尽管2019年中国新增装机量仍呈现继续下滑态势，但中国头部公司在海外市场却大放异彩。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统计，仅上半年，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额高达106.1亿美元，同比增长31.7%。
不过，这条征程仍荆棘遍布。
“今年属于停摆期，老政策要退坡，新政策未出台。大家都在观望。明年也将会是一个调整期，风电继续抢装，光伏也会有恢复性增长，不过对比今年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李俊峰说。
他认为，平价上网时代将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无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是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都必须学会适应，这个适应是一个过程。
同时，他还呼吁企业不要再继续观望，要主动开拓市场，开发项目，积极和地方政府、电网企业或者用户建立合作。在政府放手、市场主导的环境下，企业必须学会自己走路。
李俊峰对伴随平价而来的激烈竞争表示担忧。
但他也提出，平价只是某一个阶段的需要，而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才是长远之道。
以下是采访节录：
问：能源革命背景下，可再生能源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李俊峰：扮演的角色很确定。巴黎协定要求2050年实现碳中和，现在全球已经有70多个国家提出碳中和的设想，其中包括英国、德国、丹麦在内的近20多个国家已通过立法，批准至2050年实现碳中和。我们周边国家韩国更是提出百分之百可再生能源计划。
能源转型是大势所趋。习总书记明确指出，能源低碳发展事关人类未来。能源转型就是为了逐步摆脱化石能源的依赖，我们必须要有低碳意识。
未来，将全部是非化石能源。而可再生能源将由补充性能源变为主体能源。
问：从补充能源到主体能源是一个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可再生能源应该如何融入大的能源体系?
李俊峰：这是一个国家规划布局的问题，包括国家电网系统的建设，消纳体系、用能系统，都要随之改变。过去以煤炭为主的管理模式不再适用。
发展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需要政府适应。这种适应体现在机制上、制度上，包括政府的规划、调度、运行。
目前，中国煤电的比例仍然较高，我们要借鉴他国的适应方法，寻找一个合适于我国的方式。这个适应需要长期探索。
这是一个渐变过程，而不是一个突变。
问：能源转型中，你认为最大的推动力是什么?
李俊峰：最大的推动力有两个。
一个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中国是《巴黎协定》的签字国，习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百分之百兑现中国对《巴黎协定》的承诺。碳达峰、非化石能源占比，都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碳中和也是实现全面现代化之中国的责任。
第二个就是技术进步。受益于产业技术进步，光伏发电成本在大幅下降。在未来，光伏发电将比煤电更加低廉。技术的进步引领全球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极大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的经济性。
让能源回归商品属性，是能源转型中的必经之路。为此应该从三个方面加速市场化进程。一是必须有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围绕国家总体目标协调发展;二是打破地方发展不平衡，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应承担一定责任，先富带动后富;三是西部地区要打破理念束缚，将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
问：未来，电网和光伏、风电等企业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互动关系?
李俊峰：国家对电网有明确的责任指标，包括配额制中要求电网企业必须有一定的消纳可再生能源的比例配额，电网必须为企业提供上网服务，这是电网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另外，发展可再生能源对电网企业也有责任要求，其必须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
这些政策早已出台，最重要的是如何去落实这些政策。
而企业则应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出政策、做规划，推动地方政府与电网企业的合作，这是企业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不应该是观望。一切都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所有光伏企业，包括制造商、开发商都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问：光伏企业进入全面平价时代，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李俊峰：我认为光伏企业彼时最重要的任务不是降成本，而是提高质量，提高投资价值，融入大的电网、大的能源系统中。彼时，光伏电价将是所有能源中的最低电价，继续降电价已经没有实质意义。
主要任务有三点。其一，提高质量;其二，融入系统。前两大任务致为关键。最后一个任务是转变他人的观念，得到他人的认可。当然，融入系统也是一种接受。
另外，企业必须要有战略眼光。技术进步是有限的，它最大的敌人就是技术革命。
技术进步就是改良，而技术革命则是颠覆。企业必须提前观测到是否存在技术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