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2017年光伏上网电价调整方案,自2017年1月1日起，I、II、III类资源区光伏地面电站标杆上网电价分别下调19%、15%、13%，而2017年以前备案并纳入2016年财政补贴规模管理的光伏发电项目，若在2017年6月30日之前装机上网，将执行2016年的标杆电价。因为这一规定，进入今年5月份，“630”抢装潮卷土重来，进一步助推了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快速增长的态势。
中国光伏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世所未见。2009年年底，并网光伏发电装机仅2.5万千瓦，“十一五”末也仅26万千瓦，进入“十二五”以来，在国家政策支持、技术进步、造价下降等因素的综合推动下，中国光伏发电迎来了光辉岁月，2011～2015年并网装机容量分别为212、341、1589、2486和4218万千瓦，2016年进一步达到7742万千瓦，是2009年的3100倍，年均增长215%。进入2017年，虽然补贴在退坡，增长速度依然可观，截至4月末，并网装机容量为8350万千瓦，同比增长63.7%。
如今，中国已稳坐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第一大国的宝座，但是，光辉岁月掩盖下的隐忧也开始显现，如果这些负面因素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排解，光伏发电有可能从一个大摊子变成一个烂摊子。
生长过速的副作用
在当前的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中，95%以上是近5年内新投产的，其中最近2年内投产的比重接近70%。5年狂奔过后，问题接踵而来。
企业内部运营方面，光伏电站运维成本居高不下。一方面，中国光伏发电产业的快速崛起，没有给企业积累“家底”留下足够的时间，导致很多企业管理经验不足;另一方面，光伏发电企业普遍规模不够大，难以实现规模经济生产，运维产品采购谈判环节没有优势，进一步推高了运维成本，尤其是在无人机、机器人(19.890, -0.06, -0.30%)等新技术应用方面，规模限制对于企业引入技术降低成本极为不利。
其中，运维负担的很重要一部分来自于早期投产电站的运行效率问题。理论上讲，光伏组件使用寿命可达25年，但近几年投运的组件在质量上存在一定缺陷，严重影响了其使用寿命。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曾发布了一份针对国内32个省市、总容量330万千瓦的425个光伏电站(包括大型地面电站和分布式光伏电站)所用设备的调查报告，显示30%建成3年以上的电站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因组件质量问题，有些投运3年的组件衰减率高达68%。在技术不断进步，新投运组件效率大大提高的情况下，这些老旧组件严重拖了光伏发电企业的后腿。
从外部环境来看，除了老生常谈的弃光限电问题，资金来源不足正在考验着光伏发电企业的承受底线。拉动中国光伏发电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补贴政策，但补贴资金发放严重滞后，2016年年底，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补贴资金缺口已达600亿元左右，若沿用现有的技术、成本以及补贴思路，到2020年补贴缺口将扩大到2000亿元以上。补贴资金难以到位，让一些光伏发电企业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有的企业虽然业绩不错，但很多利润只能趴在账面上，无法变现，流动资金周转非常困难。
补贴模式难以为继，融资形式也不容乐观。当前，中国的金融机构风险考核压力加大，贷款倾向于国有大型企业，光伏发电产业内大都是中小型非公企业，向商业银行融资非常困难，不得不利用小贷公司等机构筹措资金，成本很高。这一点在分布式光伏电站企业中尤为明显，一是因为分布式光伏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一个中等规模的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回收期保守估计长达10年，令多数投资者望而却步;二是因为分布式光伏电站占用的屋顶所有权可能分属多家项目业主，分布式光伏企业可抵押的资产规模绝对值有限，难以运用抵押贷款模式进行融资。
资源整合时代将来临
中国版图主要处于温带和亚热带，属于世界上太阳能资源丰富的国家之一，荒漠太阳能地面电站装机潜力容量为500亿千瓦，建筑光伏装机潜力为4.28亿千瓦。发展太阳能发电，尤其是光伏发电，是中国解决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因此政府层面对光伏发电的支持态度不会改变，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太阳能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年底，全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要到达1.1亿千瓦以上，其中光伏发电1.05亿千瓦;同时也提出了成本要求，2020年光伏发电电价水平在2015年基础上下降50%以上，在用户侧实现平价上网目标。
要实现这些规划，需要光伏发电上下游企业的共同努力。
最重要的是持续推动改造升级，提高优良厂址利用效率。光伏组件制造技术的发展核心是提高光电转换效率，组件转换效率每提高1%，光伏发电成本就能降低6%以上。过去几年，无论单晶硅组件还是多晶硅组件，都保持了每年约0.3%～0.4%的效率提升。中国光伏地面电站建设成本在2009年高达20元/瓦，预计2020年将下降至7元/瓦，2030年进一步下降至3～5元/瓦;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成本预计2020年下降至7～8元/瓦，2030年降至4～5元/瓦。因此，对现有的光伏电站实施“旧城改造”，更替老旧组件，提高早期光伏电站优良厂址的综合利用效率，对于提高光伏发电企业的运行效益来说，显得十分重要且必要。
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可以帮助拓展光伏发电产业链。随着产业快速发展，单一建设光伏电站的市场空间日趋饱和，企业效益瓶颈日益明显。这时就需要新商业模式，将光伏发电融入到发展火爆的能源互联网、多能互补、微电网、配售电系统等综合能源利用系统当中，实现优势互补、规模经营，拓展光伏发电企业的盈利渠道。
当然，这些运作都需要资金支持，在补贴大规模滞后的情况下，依赖上网电价补贴为生的项目风险剧增，为打破这一瓶颈，可以尝试拓宽新的融资渠道，比如组建光伏产业发展基金，让光伏发电企业实现“抱团取暖”。
另外一条途径是加大兼并重组力度，扩大光伏发电企业规模。当前，中国光伏发电市场的野蛮生长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寡头垄断时代即将到来。通过产业重组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规模经济运营，无论在降低运维成本方面，还是降低融资成本方面，都是有益的，可以为光伏发电企业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作为引导光伏发电实现良好发展的责任主体，政府部门也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一是进一步在促进新能源消纳方面下功夫，提升光伏企业的自身造血功能，比如探索建立地方政府和电网、发电企业三方参与的共同促进机制。二是改进分布式光伏发展政策的落地效果，虽然相关政策在不断出台，但在实际操作中尚存在体系障碍，特别是在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的责任区分上仍存在盲点，政策落地过程中出现的部门之间协调不力问题，部分导致了中国分布式光伏发电比例显著低于欧美国家，这是政策制定者应该补的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