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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 能源该怎么变革?

国际太阳能光伏网  来源:中国能源报  作者:董欣  日期:2018-10-12
  近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报告称,如果全球气候以目前的速度持续变暖,预计全球气温在2030年—2052年间就会比工业化之前水平升高1.5℃。报告指出,如果要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1.5度以内,必须在2030年前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至2010年的55%,并要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即排放量对等消除量。
 
  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提出,本世纪内要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内而努力。本报记者在近日举行的“第六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上了解到,《巴黎协定》的结果和长远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距离目标有差距
 
  据了解,从90年代至今,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已经进行了30年左右。作为全球性政府间的大科学计划,IPCC多年来形成了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议定书》等在内的关键成果。2015年形成《巴黎协定》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出现两大标志性变化,一方面谈判方式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另一方面,责任承担从有限的国家转变到所有国家。
 
  在论坛中,美国能源部前部长、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提醒大家:“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是气温一直在增长,距离联合国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如不加以控制,未来可能面对更频繁地极端天气,更快速地海平面上升、冰川减少等情况。”
 
  在朱棣文看来,要实现相关目标,发电、供热等产生的碳排放量必须达到负数才行,他坦言“现在可能性很低”。他认为,机会存在于能源技术革新之中,更为复杂智能的发电、储能、输配电设施将快速更迭,电动汽车、电池价格下降幅度加大,带来可再生能源使用成本超预期下降;在远距离输电、抽水蓄能等方面中国都占据领先优势。朱棣文表示,锂硫电池、非结构性机器学习、碳捕捉及封存、液态有机氢载体等技术方案正在研究实验中,前景光明。
 
  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分析认为,气候变化国际大环境出现了“四大缺口”。
 
  ① 减排缺口,根据巴黎协定所提出的各国自主贡献,无法满足2℃的温升目标,虽然2018年和2023年要进行全球范围的盘点,但距离减排目标依然有很大的缺口。
 
  ② 研究和技术缺口,尽管技术进步很快,但仍很难全面支撑起世界范围的实质性减排,呼吁在储能、资源利用效率、碳汇等领域实现颠覆性技术的重要突破。
 
  ③ 资金缺口,据测算,要实现目标,每年需要3000亿—100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虽然国际上成立了绿色气候基金、全球环境基金等,但有限的资金,延缓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行动。
 
  ④ 气侯治理方向性引导力出现缺口。特朗普政府退出后,欧盟虽然雄心勃勃,但是决策相对较慢。发展中国家对减排的需求强烈,但是政治背景、经济背景和诉求不尽相同。在国际谈判中,许多议题的讨论处于探索和观望阶段。
 
  记者了解到,尽管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实际上以加州为代表的15个州正联合采取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减排。联合国计划2019年召开“联合国气侯变化大会”,一些区域性或立场相近的国家也在积极推动。“出现了一些困难,积极行动也在进行中。目前国际上应对气侯变化问题属于徘徊阶段、拭目以待。”刘燕华道。
 
  关键在提高能源效率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在不断增加。2007年起,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根据世界能源署测算,2020年会达到OECD国家的总和,中国已被推至台前。
 
  “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应对气侯变化挑战,中国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刘燕华认为提质增效,关键还在能源效率上做文章。他认为:“应对气侯变化,本质是要解决能源问题,能源结构代表了经济模式,在提高能源效率上,一是节能,二是转变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三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目前,国内应对气侯变化出现了机构改革的转隶,由国家发改委转至生态环境部。“应对气侯变化指的是能源、环境、国家安全等多种要素的平衡,这种平衡和经济结构、金融、地方行政有关系,需要应对气侯变化司去做好协调、统筹、平衡。国家层面上已经出现了转隶,地方上也会相应调整,中央和地方如何尽快到位,是面临的问题。”某业内人士表示,以前已经有了很多部署,如何发展延续?转隶过程也是加快步伐、推动应对气侯变化的重要过程。
 
  根据IPCC最新报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1.5度时世界的电力来源构成中,可再生能源发电在2050年要占全部发电的70%—85%,煤炭发电必须全部取消,天然气发电也必须使用二氧化碳的回收和储存技术。
 
  怎么往前走一步?“世界平均的能源结构和我国的能源结构不同,我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解决能源问题。我国曾明确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另外,争取2030年碳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20%左右,现在任务很重。另外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规则正在调整,如何在新的规则中有发言权?”该人士分析认为,在气侯变化问题上,我国压力越来越大,但要守住“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的底线。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布的数据,2017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2179GW,其中中国占28.4%,其中我国水电占全球装机的26.9%、太阳能占比33.5%,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上述人士建议,“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有巨大的建树,也是基本出路,要加强技术研究。”
 
  “低碳时代”受期待
 
  另外,上述人士建议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开始启动2035年和2050年低碳发展规划,将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指标量化,并根据愿景目标来制定倒逼机制和措施,建立碳排放核算方法,重点解决责任问题、产品排放标准、约束机制与调解机制等问题。
 
  实际上,我国从2013年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7年年底正式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明确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全国碳市场首批纳入约1700家发电行业企业,排放总量超过30亿吨二氧化碳,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在能源和环保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金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表示,我国目前从绿色信贷政策到环境的法律责任,再到绿色评级等出台了一系列系统发展指导意见,以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比如碳交易市场中,环境可以作为权益抵押,期货、期权、掉期、基金等碳交易产品已经在全国开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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